回到25年前（五）—[时代虚言]
我们插队的地方叫腾冲，在当时我们眼里是个边陲小镇，站在那里的山上，可以俯瞰怒江，远眺云遮雾绕的地方就是接壤的缅甸。由于水土不服，饮食也吃不惯，很多一起的同学在半年内就陆续病退回北京，剩下的人也过得很苦。为了不让村民肚子里笑话我们，我和十来个同学硬是咬牙坚持下来。
后来由于变着法想要回去的人太多，请求病退的条子就不给批了。有人伤了腿，发炎溃烂，病得爬不起来，用驴车拉去乡镇医院，但医生都下放去农场，唯二的两个老医生找了半天才找到一支兽用青霉素，打进去，烧退了，浑身又发起来极厉害的黄疸。卫生院没有可以用的药，听说晒太阳能治黄疸，我们就轮流把她背到外面，上山的时候采溪黄草熬汤，半个多月人能下地了，但终于落下了很严重的肝病。
那个女同学后来怎么样我并不知道，她是否还活着，又活得如何。我想我们当时照顾同伴的行为大概只出于一种本能，而并非出于情感。在那个年代，富有丰沛感情的人总是容易死掉，死于外部的暴行，或者死于心碎。
于我而言，记忆已经逐步成为一座牢笼，而牢笼之外是沉默的青空。回忆起它们本身就带来难以言喻的困苦感，就像在患了沙喉病时生吞下一勺干蛋黄。我们每天醒过来要去推小车上山，又没东西吃，就偷村民晒的辣椒和干笋。顺带一提，我第一次吃榴莲，这种多刺到可以把人砸得头破血流的水果，内里却柔软温甜得极不像话，我们像原始人徒手撮起熟透的果肉，这种甜有让人大哭一场的冲动。
村民向上检举，上面为此专程给知青开大会，但谁也不承认是自己干的。我们在腾冲，在附近的山林里吃到了一生中都吃不到的丰富的东西，这并非由我们伟大的农业运动带来，而是老天爷千百年不变的馈赠，二者的反差像是一种微妙讽刺。唯一缺憾是没有肉，肉要卖给外面的供销社，我们在那里呆了三年，绝迹了肉的滋味，都长得又黑又瘦，把自己变得越来越像个当地人。
有些人来的时候带了好几箱书，所以知青之间总有些书流动。没人会想到把它们换吃的，因为当地人看不懂，因此就一钱不值。我还记得其中一本很薄的小白书，书传到我手上的时候很不成模样，书封早掉了，里面也缺字少页，破烂的一翻就散架。那时每天上工回来，浑身每条骨头都轧轧剧痛，我趴在竹床上点珍贵的蜡烛看书。没有油水，我们对书的需求简直如饥似渴。书的第一章写的是“万丈红尘中挣出一个人形”，我记得很清楚，“挣出人形”。
村民抱怨以前有肉吃，现在没了，也不许养鸡——抱怨间一个知青摇摇晃晃栽倒在崎岖的青石板路上，我们消消停停地走过去扶。这是第三年的事，我记得很清楚。长期的负重劳作和营养不良让谁也没有精力去顾其他人。伟大的革命友谊并没有在同辛共苦中深厚，这是因为人的情感有限，人也需要被爱，我们原是怀揣着远大的理想来的，要建设偏远地区，要解放一切受压迫的人民，但这理想被现实抽的粉碎，于是有些人浑噩地堕落下来，有些人则在这漫长的空虚里发了疯，上山时突然又喊又叫，一路跳着跑进了深山，再也不知去了哪里。
我知道这是为什么。这样的情况在中/央决定结束文化gm，召唤广大知识青年回城的时候是最激烈的，大家都感到自己一下失去了以往十年所树立的目标，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怀疑和茫然击溃了我们。我不记得在我们那个时代，那个特殊的年代有什么让我感到不对的地方，我们从来没有站在旁边去怀疑过它，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被洗脑或者灌输了什么思想，而是因为我们对上面的决策和政策有信心，我们认为我们能战胜一切，拿出家里的铁铲和锅去炼铁、在土高炉里融化的半生不熟的铁浆都代表着这样一种信心。我们有信心生活会像预期的那样越来越好，资/本主义终究会轰然倒塌，全世界无产者们进入崭新的时代，而这时代正是我们的双手建设的。这给我们带来似乎成为宏大成果中一部分的感受，这是我们为之奋发的全部动力，是我们需要和愿意去信任的东西。
在（直接或间接的）失去这种信心后，很多人自杀了，把农药兑进塑料瓶子里。我们一批的知青最后只有两个回到了北京，剩下的要么留在了当地，要么不知所踪。我走的时候只来得及打一个小包袱，里面装着我的一位女同学拜托我带给母亲和哥哥的信——她嫁给了当地一个老年无子的鳏夫，这是地方组织的，她的精神那时候已经不大正常。这些事情都真实发生过，我不清楚为什么我总希望强调这一点……总之，一旦你失去对自己先前行为的信心，你的信仰也就随之坍塌了，就好像一艘航船发觉自己跟随的灯塔实际是蜃像。我们不再是被热烈欢迎的小将，也不是什么祖国的未来，我们只是一些失败者，甚至是一些破坏者，一些罪犯。这一认知足以让许多人失去活着的目的。这是我对自杀行为的理解，那种行为是一种征兆，只有在结束了繁荣正确的假象后才会发生，我姑且把这理解为一场时代的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