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25年前（六）——腾冲记事
1968.腾冲
“哇——哇——哇——”铁皮喇叭呜哩哇啦地转着，笨重的喇叭口好似黑皮野猪的脑袋。如果谁手里有猎枪而毁坏公物不用蹲班房，一定有人会端平枪管，砰砰砰连开出十来枪把它轰个稀烂。
听这种喇叭久了人的脑袋会产生一种条件反射，无论陷在怎样黑暗、甜美、离奇颠倒的梦里都会瞬时醒来。我想我八成是被惊醒的，醒来时胸膛里狂跳不止。我昏头涨脑地推开身上的棉花被，因为没地方洗和晒，被角硬的像陈年的老铁，带着一股铁锈味。
我从床底脚找到自己的布鞋，把光脚塞进去，碰一声好似脚趾上触了个焦雷，疼得我小腿一缩。空着的脚把那鞋踢出去好多远，我坐在床沿，眼睁睁看着鞋跟里慢慢悠悠钻出一条千足虫——褐红色扁头扁尾，密密麻麻的几十只脚，看那怡然自得的神态，似乎刚才狠咬我大脚趾一口的完全不是它。这家伙舞动着它的数百条节肢飞快地贴墙角爬走了，毫不留恋它在我脏兮兮的破布鞋里度过的好梦，悄没生息，就和它来的时候一样。也许明天还会有个倒霉鬼跟我一样中招，怪叫着跳出门把整个村子都喊醒——但那也是明天的事了，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所担心的还是今天不能及时上工，扣掉我所剩无几的工分和口粮。
我没有闲心去顾及这坏东西的去向，两个脚趾头上已经火辣辣的疼起来，毒液在皮下滋滋淌，那肉上跟被扎了十来根针似的，红彤彤肿的厉害，兼之剧痛，麻痒，我只有把那剩下的鞋踢了几脚，确定里面没再藏着什么刁钻的小毒虫，才一只脚穿进鞋里，一瘸一拐蹦出竹房外去找药。
我在窗户下吊着的篓里摸出一个玻璃小瓶子，扭开变形的铝皮盖，手指伸进去毫不吝啬地抠出一大坨草药膏。脚上的辣痛使我无暇去估量挖出的药膏是否太多，反正多了也可以从趾头上再抹回瓶盖里。我一手扶着土墙，一手尽力把酸痛的右腿翘高而方便涂药，腰骨在身体的弓曲中咯咯的撕出裂痛，好像用坏了的脚犁（脚犁是一种区别于牛拉的犁，主要用在缺乏牲畜的山丘地区，靠人力耕地）。昨天我替一个生产队员去山上刨芭蕉树皮，拉伤了腰——我们用它来喂猪，但偶尔也用来泡盐水喝。
芭蕉树皮也能吃，吃起来和普通树皮没什么两样，当然，得是嫩芭蕉，老的连长着两个大獠牙的黑野猪都啃不动。好下口一点的是它的芯，在最艰苦的时候，芭蕉树芯也是一顿好饭，煮熟拌点辣椒在上面，最吃不得辣的人也一面稀里哗啦揩眼泪一面没命的往嘴里扒。吃完之后眼泪还挂在脸上，我们看看对方，又看看自己，心里都在问：“这样的日子，您说人活着图什么？”图什么？图不死呗！看看，这答案总是那么没咸没淡的。活着没什么理由，也没什么目的，在饿得半死的时候，活好像本身就是一种目的。刚来的时候，我们之间没几个吃得惯这儿的辣，现在愣是都练出来了。但要村民盯着我们找偷辣椒的贼，都不肯认，于是又装起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大姑娘来，任他们呜哩哇啦骂个不停，大家都闭口当乌龟。
我们的日子就是这样，刚来的时候过的是最好的，因为大家还把我们当城里的知识分子看，不敢多用，可那时我们叫苦叫的最厉害；到了后面渐渐过起跟牛马一样的日子，反倒个个哑了声，再不提半个苦字了。这是因为有一种模糊的情绪已经在我们之间流动：我们和北京的联系越来越稀薄，和这里却越来越紧实。谁能想到有一天我爬上过那样高的丘陵，采过树底下红茎的莙荙菜，合抱粗的杞木林箭一样指向我看不到的茫茫天野，我们泡在斑点似的绿荫里，浸得人几乎要在这湿水汽里沤成蘑菇，血泡在脚跟烂了又生，后来半只脚掌都烂无可烂，布满血漕样的小坑。几个男同学抡起锯齿斧头砍树，蓬蓬的凿出许多白痕和飞碎的木屑，直到手脚都打起了筋，他们几个跌在稍小一些的树桩上，把流血的手指头含在腮帮子里，女同学把砍下的树木用竹绳捆实，用小车推拉下山去。下山的路比上山还难走，前面的人把绳子套在车杆上，拿腰和大腿去抵着那车不叫它滚下去，后面的人用尽全力拉着绳子，车轴滑动时发出的声响好似在啃着人的骨头和血肉，那是一种叫人难以忘怀的声响，伴随着蚂蚁一样钻入肌理的剧痛。遇到特别陡的坡，前面和后面的人都屏住了气，把牙齿里的力气都勒到手臂间，这时候只要谁一个松脱，底下的人就会连车带木头带人都滚进深不见底的山坳里。
这样的悲剧发生过几次，我们默契地没有寻找，因为谁也不想看见藤蔓从生的泥潭里静静泡着一具腐烂的血肉，当地村民也不会去找，也许他们是见得很多，又或者因着别的陈俗。只有山上那些小小的异乡人的坟茔上，树蔓络结着一些无名之果，秋来闪着惺忪的红光。山风摇撼树海，由远而近推叠呼啸，仿佛向后人作着早已泯灭于世的最后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