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25年前（四）
早上，娘在村口长一声短一声叫我的名字，她叫“兰兰”，我不应，因为爹在家里说要拿绳子勒死我。后来我还是跑出来了，娘一把揪住我仔细瞧，她用了力气抓得我肉疼，等看清楚我还是皮肉囫囵整胳膊整腿，两个巴掌就落在我脸上。
等晚些时候我坐在河边，脸上火辣辣的。手心给爹用藤条抽的肿起来，足有二指宽，红彤彤透着亮。我不觉痛，只在想“反动派”说的那些故事。
我见过死人，春天河滩上一排排枪毙的犯人，有发癫几个人按着的，有哭哭啼啼喊冤的，也有一声不吭跪着的，他们的血最后都流进河里，水也依旧那样的流下去。河水怎么样又变得那样清凌凌，那些血都流到什么地方去了？……我想起南京城下流过的血，那座我不认识的小城里流过的许多血，它叫什么名字？我实在记不得了。谁让它的名字那样远，比云南和西藏都要远，远的让人绝对不会想到你的两只脚会踏上那里的土地。
我十七岁，城里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白山黑水里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我的同学们大多都在应召之列，他们有些人的父母是知识分子，本身也过的很难，有个同学听到消息就晕过去，大病一场。但我得据实说，为此翘首以盼的人却是大多数。当时不允许用“狭隘的个人主义情绪抹黑大好形势”，所以哭的人都是在家哭，且不敢叫人看见哭。
我本来是不在这批人里的。每天的打猪草，喂牛喂羊都是我干的，家里离不开我，弟弟也还小。
通知张贴出来，学校里人更少了。我在进城路上看到徐梅，她一个人痴痴走着……徐梅是我们的副班长，又是学委，是团积极分子，她一定是在第一批去的人里了。
“梅梅，能告诉我你要去哪里吗？”
我看见两大颗泪从她的颊上扑落滚下去。我拿手绢给她擦脸。一两滴热的东西淌进了我的指缝，这滴泪就像蘸满墨水的毛笔，又湿又重地陷进了我的心，把我原先要说的话都涂抹了。
“我们要去最南边。”她在一塌糊涂的泪水里平复着哽咽。
我闪瞬就想起和“反动派”相处的那个夜晚，他总说自己经历的最惨烈的战役也在南边。但当真的有人在听他讲述，这个老头反而变得寡言，他不爱讲自己是怎么九死一生怎么在血糊糊的战壕里躲藏，怎么饿到昏厥又最终爬上南天门的树堡，把一面青天白日旗插在雨后松软的湿土。他说的最多是自己有一次执行任务，是怎么杀掉那些被俘虏的同胞，免得他们慢慢死在日军的折磨之下。这些都是他的罪行，“那些是会走路的骨灰”。他说。
我们有时候会打不准。因为心是太痛了，手就会抖。他们被打死的时候一声不吭，甚至不会叫一下。你要瞄得很准，才不必事后补一枪。被杀的人死之前总会看你。我看见过一个姑娘对我微笑，她的两条腿都溃烂了，日本人把她养在“顺民”的家里。我看见她，想的是怎么样一枪就把她打死。我庆幸自己离的很近，站在这么近的距离射杀，眼神才不会和他们交会。
我希望他讲讲别的，老头看着我。“丫头，这些不是故事。”不过他还是说下去。
日本人进攻卢沟桥，那时我正读高校四年级。大家都决意应征，为保家卫国，抗击日寇。我们都是学生兵，分在一个新编师里。
守南京的最后一场仗，同营的都死绝了，要么作了溃兵。我只记得，好多人连拉枪栓都不会，就是拿自己的血肉在填敌人的枪口。
我们连长告诉我，看到死人怕，是因为自己也怕死。没人真正关心别人怎么样，活不活，但大家要都只顾自己逃命，最后就是谁都活不了。我们掩护妇孺出城，日本人就在远处拿机关枪扫，打死一片人，打伤一片人。伤的人拖着死人嚎啕，断手断脚的人还有意识，知道求救。我记得有个拦腰被炸断了的，人还活着，用手拚命地捧着自己的肠子。
我就在城墙上。我全看着，但你能怎么办？
……
真正的感觉是说不出口的。我什么都没有告诉你，只有一些零碎的回忆。如果可能，我真情愿你们能亲眼看一看战争。他用手捧住了脸，我看到他狠命用手掌压着自己的眼睛。我很怕他是要哭，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用什么态度去面对这么一个人哭。好在他最后没有流眼泪。
我们经历的这些都是确实发生的，后来的人决不会想到那时的荒唐的躁乱。我们是旁观着怎样巨大的荒诞成长起来的一代，就像我们无法理解“反动派”口中他们的过往。每个人在历史的齿轮里都是被僵住的，谁也没法转到别人的角度，去体会那时候的痛苦。我最后会代替徐梅去往她要去的地方，后来我想也许是我一时冲动和突发奇想，我想体会真正的他人的生活，从替人承受苦难里体验自己的价值，更荒诞的解释是我大概很爱她，超过当时可以被复制的所有伟大友谊，是柏拉图在他的书里描述的那种爱：它是指向对方，而不是指向自己的欲望。
我登上了那列绿皮火车。六十年代的火车开的很慢，站台上人头攒动，行李从窗口塞进去，叫喊的，欢呼的，玻璃装的腌菜罐头从包袱里掉出来，摔在轧轧发响的铁轨上。这是我印象里的北京城，它最后定格为记忆中模糊的黑白影像。三十年后我再回到那里，它在我的眼前变得陌生。我的北京城只活在我的记忆深处，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