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25年前（十）
王佳慧刚去西北插队，连个具体地址都没告诉就走了。半个多月后才写来信到北京说，菜很吃得惯，就是睡不好——农场里拖拉机的声音和战斗机一样响。她出生在1953年，理应没见过战斗机——不过这丫头就有这么点奇思妙想的地方，老能联想出自己没见过也没听过的东西。假如她能活到现在，准是个有趣的不得了的老太太。
我费了好多求情的功夫，才拢共打去一个电话。这类电话有通话限制，接通了几分钟内喊不到人，马上就断了。王佳慧在电话里无所顾忌，什么都敢说，不像我。这会儿不像夏天那么好待了，她说北方的冬天冷啊，北京寄过去压实的棉花被，厚厚的裹两层，上面把所有大衣都压上了，人睡在里面还跟铁皮包着似的，那冷都透过来了。我没经过那种冷，只有靠想象，而且发现了苦难的某种奥妙——它和生活一样，也有着丰富多彩的特质。被毒虫咬烂的伤口一开始火辣辣，后来麻麻的，溃烂的时候又是那种冷冰冰的痛，被镰刀割破手的时候是一种锐痛，卫生院的粗针大线扎进去又是一种深入性的钻痛，好似在地下打井。相比之下，快乐和喜悦倒显得像是某种单质性的东西。联想到人生的哀乐百态，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老有人说苦难是生命的真谛。
六八年的时候我听她说回了北京，就在京郊上学。年底我生了一场大病，险些没命，那往后很少写信过去，她打来过两个电话，不过我在县卫生院，都没接到。同去的同学转告我说，王佳慧已经回京郊插队去了。后来她究竟是怎么去了师范院校，又是怎么被人从密云水库打捞出来的，这些我一概不知。
这么回忆起来，我好像对死亡持有一种麻木的态度。我觉得胸闷，身上出冷汗，脸上冰凉，好似掉进十成十的冷雾。接完电话，我很想找个地方坐下，可是没找到。那天下了大雨，路上一脚一个泥窝。我就这么淋着雨走到屋前，看到场上晒着的豆皮和干笋，就把它们抢回屋里。受了潮的东西很快就会发霉，尽管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财产，但我天然的感到有义务做这些。只是做的时候心里哀痛，仿佛历经一场大梦。
做完这一切我在床上倒下，感到脑袋好像很清醒，悲哀似乎已经从我的胸中散去了。也许它从来都是这么模糊，就像一阵轻雾，一直停留在我的血肉里。我们知道如何在悲伤中生活，这是我们的天性。在这方面没人能比得上我们。而且我们擅长把长期的压抑和恐惧转化为甜蜜，在那个年代的人只要想正常的生活下去，都得或多或少学习这种本能。
下半天我一直躺在床上，不喝水也不吃东西，好似一个将死之人。教导员派了一个同学来问我的情况，她进门吓了一跳，几乎以为我已经死了。看到她的第一眼我内心惶惶，几欲要爬起来向她求情，但没能成功。我两天没睡过觉了，脸皮和嘴唇皮发干皲裂。如果我用手摸嘴唇的上面，俗称三角区的地方，那种感觉好像摸着烫水洗过的鱼皮，滑溜溜，黏糊糊的，且非常之疼痛，这是缺乏水分的结果。竹屋里昏暗异常，我抬起一只手举到眼前，常常疑心那手上沾着血。
来的同学看了看我，一句没说就掉头跑了出去。过了会儿又来了一男一女，男同学是团积极分子，冲着我的脸嚷嚷道：
“刘兰你怎么回事？人人都跟你一样寨里的活还干不干了？你再不去上工，开大会可要批判你了。”
我睁开眼睛转向他，但嘴唇不动，整个人也不动，好似已经成了干尸。男同学看我这模样，不免气结睖住。女同学站在门槛上，拿她的布鞋尖踢踢踏踏敲着门框，看了我一眼说：
“要不叫车拉去卫生院吧。”
“她就是装病——”男同学指着我的脸。“你看看她那半死不活的样子，我非得向教导员汇报不可。”
后来他们拿来一个碗，碗里盛了些水。那碗不知道从哪里找出来的，边沿有股臭口水发酵的味道。我喝了水，做好了跑茅坑的准备。后来我干躺着，再后来就迷迷糊糊睡着了。
他们走了，从此后好几天都再没人来，教导员的指令也好似人间蒸发。我忽然在脑内意识到，人们对于撂挑子不干（的举动）的应对是这样敷衍，以至于完全没有想象中的恶毒与有力。但根据我的经验看，对于那些战战兢兢的懦弱之辈倒不乏指责与恐吓。这关乎你是否希望在所处的体系中继续生存，如果你对他们完全不在乎，依照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方法生活，你就再也不会感到被体系上层拖拽的压力和被同辈孤立的恐惧。我一旦发现这个难能可贵的潜逻辑，就再也不想成为一个被拖着走的人。我于是不去上工，白天挺尸，晚上出去偷山上的菠萝和香茅草泡水，菠萝不在季节，毛扎扎能把人的手划出血。吃完难受好久，得用胃去慢慢磨它。
到了第六天，我在桌上留了一封信，纸和笔都是我一个喜欢的老师给我的，我一直舍不得卖掉。我把那只圆珠水笔仔细裹在破烂内衬里，用一根细麻绳把它捆牢。然后把屋子里能吃的东西都放在锅里煮熟吃掉（我们自己凿的石头锅，锅底很厚，东西煮不烂），我把粉条煮了好几遍，直到它完全的泡发在水里，变成一锅灰里带黄的糊状物。晚归的同学有一个来看望我，站在院子里叫我的名字。我一声不吭，她从不知谁那听说我得了疟疾，不敢进来，很快也就走掉了。
我头一次吃的这样饱，饱完了则想吐——很久没有油水，胃壁已经变成薄薄的一层，熟的芭蕉树芯和熟的菠萝叶不容易消化，而且纤维素含量过高，吃了只能骗骗肚子。可我实在没东西可吃，同去的同学也不可能老给我送吃的，每个人都要生活，有些人还要上进，当积极分子。过到大半夜，我感到胃里那股紧扎扎的胀痛好像缓解了，我从床上爬起来，凝视了一会儿黝黑的床，黝黑的房间，就悄悄溜出院子，猫着腰，从朱小云走过的那条山路上逃出了村寨。
经过那片河滩的时候我很想停下来看一眼，因为很久不照镜子，忘掉自己长什么样。但那天夜里月亮淡的要命，湖水蓝幽幽的，泛出来黑黢黢的一张脸，比那些老傣（当地傣族）还黑。我看了一眼就继续拔足前行，心里老挥之不去一个念头。我想我一准要被枪毙。于是我决定跑得越远越好，最好烂在山上。我甚至连死前要找一些烟草来嚼都想好了。最老实的人发起疯来大概就是这样。我在想这些的时候，心里老怀着一股直挺挺的恶气，这股气上来就能催出我的眼泪。这令我知道自己干这种事实际怕得要死，但我决不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