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25年前（九）
早上我们在场上吹哨集合的时候，教导员照例作了指示，训完话，生产队员们都走散了，他仍站在台上，面对着我们这帮知青。
“你们有谁知道朱小云去了什么地方？队长和我汇报说，她昨天开始就没来上工，去了屋子也没见到人。”
朱小云是和我一批的同学，头发灰色，蓬松，个头矮小，她总是笑嘻嘻的，穿着大很多的，不知哪来的破衣服，大家觉得她和麻雀有某些相像之处，她唱歌清脆好听，又类似百灵。我和她并没多少交集，可面对教导员愠怒阴沉的脸，又觉得须得有职责表明些什么。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了“没见”、“不知道”之后，正有一两个机灵的建议是否要上报，还是现下派几个人去找一找，指导员的脸仍旧沉得像块铁板，说：“这几天上面要派下人来，考察我们知识青年的革/命热情和生活状况，朱小云同志在这种关头私自逃避劳动，不是在给我们大家抹黑吗？”他直接把事情的严重性提到了一个关乎大家的高度，我们好几个都不敢抬头看他的眼睛，一叠声的应是。好些同学群情激愤的声讨了一阵，但当事人还行踪杳杳，这些话纯是为了表明态度，教导员也听烦了。他眼睛在我们之间逡巡了一周，忽然提高了嗓门问：“你们谁是最后见过朱小云的？”
“刘兰，昨天她和朱小云一起收的干草。”马上有人给我让出了一条路，教导员盯住我，我马上感到脸起了一条热，手心也开始发烫，潮湿。
前天夜里我饿的睡不着，头顶老听到嗖嗖的声响，好似老鼠在穿墙走瓦。我心里不踏实，就借着月光爬起来看，屋子里静悄悄的，惨白的月亮照着那些破烂家什，竹床脚和一大半面墙都没在昏暗里，乍看只觉出些浮游的微尘四下打旋。我感到内急，披衣推开屋门出去，夜风一激灵，头脑也分明爽然：忽然瞧见隔壁的窗下濛濛亮着光，那光还在摇动，一会儿潜出屋外。再细看，是个瘦小人影，蝙蝠一般无声的蹑在栅栏旁。
我与她毗邻而居，认出是朱小云本人，以我的性格羞于主动和人打招呼，就没有做声。但看她掣着蜡烛细弱的光走到栅栏外，频频四望——我站的偏僻，她没有瞧见我。她一步一步，很沉着地沿着门口的山路走下去，那边是通往河滩的方向，我立刻疑心她是要去跳河，这样的事在当时太多见了。
我迟疑一下，身子晃了晃，就见那黑暗里的火光跃跃的跳动起来，倏而熄灭了，朱小云的背影在山路上鬼魅般的一闪便不见。我吓得差点叫出声来，连鞋子也顾不得穿好就飞奔出去，一连追了十几步远也没看见她人。山野阒静，颇有些森森的鬼气，四下黑得要命，好像要把人的眼睛都黑没了。我心里怕得要命，夜风茫茫，把我沉重的呼吸带往远方。“朱小云自杀了”，这话浮在我的心上，让我手脚发木。
我跑到她的屋子，看到里面灯火还在稀微的摇曳，被子堆在床脚，桌上也没有纸和笔，再者，她平时看起来绝没有要自杀的模样。说不定她只是去河边散散心，坐一会儿？想到这一点，我庆幸自己没有咋咋呼呼的去喊人，要不然一准儿成大家的笑柄。和她同屋的女生似乎听见响动，瓮声瓮气咳嗽起来，我怕引起误会，也就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了。
出了这样的事，教导员很重视，当天早上就把我们几个知情人喊到房间里。前面的人都老老实实说了自己知道的，可没一样有用。他们有的人说朱小云是和情郎私奔了——她在当地认识一个编篾筐的，身上的衣服也是那个乡巴佬儿送的，有人说她逃到山里去了。更有一个人，洋洋洒洒说了一通，居然扯到了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之类的破坏，教导员气得让他滚出去，这家伙走出来看到我，作了个鬼脸。我于是走进去。
教导员就坐在里面唯一一张桌子前，他的椅背上搭着一件旧军装，身上穿着衬衫，腰间还束着气派的大皮带。
“你叫什么名字？”他首先问我。
“刘兰。”我说了，眼睛却不敢看他，只溜到他桌子底下一双皮鞋上去，那是双好洋气的鞋啊，鞋头擦的光光的，鞋面好像还上了油。我听教导员又问：
“你和朱小云住一间房？”
我说我在她隔壁，和她住一起的女同学是另一个。教导员哦了一声，显然他也没把我们的名字都记住，草草的结束了这个问题，他开始问我平时有没有见到朱小云的什么反常行为。老实讲，什么都没有，可我心里确乎是藏着事，于是就不由自主磕磕巴巴地说出来了：
“好像……是有一点。”
他直起身子眼睛盯住我，好似如临大敌。但我说出的都是些不痛不痒的事件，教导员一下就把我打断，他看着我的脸，好像看出了什么，口气渐渐变得严厉起来：
“刘兰同志，这个事件是要上报上去的，等处罚下来，最轻也要开大会，闹不好是要蹲班房的！之前隔壁寨子的生产队里，不就有偷了生产队东西，逃到山上被枪毙的人吗？你心里清楚，再好好想一想。”
我的耳朵里轰轰作响，脸烫得要滴出水来，我终于忍不住，含含糊糊地说：
“我……我前天晚上起来起……起夜，好像看见她出去了。”我的声音越说越小，教导员像抓住什么似的，眼睛发出亮光：“还有呢？你还看见什么了？她往哪个方位去了，带了什么东西？”
我不敢说，再说下去，朱小云就不单单是“逃跑”，而是“投敌叛变”了。我只好继续含糊：
“她往河滩的方向走了，没带什么东西。”
“她同屋的人说，朱小云把蜡烛，衣服都打包裹拿走了，你怎么会没看见？”教导员怀疑地看着我，我好似谎话被人说穿了一样，脑海里轰然一响，浑身热汗乍出。我抬头看教导员，他像是认定了我包庇似的，冷笑着说：“你想隐瞒也没有用处，这种事坦白最好，要不然，等处罚下来你也要担不小的责任，要是人死了，是要判刑的知道吗？”
听他这么一说，我眼睛一下子就热了起来，没出息的哭了。说实话，被认定成同犯真的叫我吓坏了，我的心里又凄凉又委屈，可是半个字也不敢辩解。我确实是隐瞒了一些话，如果朱小云是破坏革/命生产的敌人，那我就是包庇她的坏分子。教导员压根儿不耐烦见我哭，叫我回去写一份交待，把事情都一五一十的说清楚，还停了我的工。他挥挥手叫我出去，我哭着向他鞠了好几个躬，说了好多对不起，泪眼里根本没敢看他的表情，失魂落魄地走了出去。我感觉自己就像一条狗，大家会怎么想我？说我是一个口是心非，欺骗大家的人，那种被孤立，被怀疑的感受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以后大家还会愿意和我说话吗？我是不是真的要被批斗了？我的整个脑袋都乱纷纷，糊涂成一团，难为我还能看得清路，没有把自己摔到路上的坑里去。
经过那片河滩的时候，我望着粼粼的湖面，夕阳把它染成金红，而被高处的树荫蔽住的却是清澈的墨蓝，我看着湖面犯痴，几乎就想这样走进河水里去。那就是我当时的心理感受，可是畏惧“畏罪自杀”的声音还是把我拽了回来。我软弱，对权威毫无反抗之力，完全服从，那时我仍处在对罪行极度恐惧的状态下，一切被定义为坏的指控都能轻易把我击碎。我失去自我的评判，就像个光溜溜的鱼被剥掉了所有的鳞片。在那个时代并非所有人都和我一样。我只是代表了其中活得最提心吊胆的一类人，而这样的人在哪个时代都不会活的很好，除非在某个绝对正义的社会，人们对于很容易被左右自我的弱者也能抱有纯粹的善意且不会藉此行恶，但人的社会永远不会嬗变成这样的乌托邦，因为正义同样是可欲的。我一直在恐惧中生活，并逐渐习惯恐惧——直到两件事的发生。它们让我朦胧的明白死亡到底是件什么样的东西，和它为什么而发生。一个星期以后，我接到王安之和徐梅在北京的信。
王安之的妹妹王佳慧，在燕山师范学院学习时跳密云水库自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