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25年前（三）
当过gmd的老头实际只是当过兵而已，他的教育水平和阅历注定他只能和军事而非政治发生联系。然而我们那时候极度匮乏知识又极度自负，连叶子上的纹路也要铆足劲看出反动言论来，酿成一种锱铢必较，以至于无中生有的习气。zao/反派批斗围绕的重点是老家伙私藏在家里的一口箱子。马口铁的箱子很容易锈，但主人勤于擦拭，它看上去和新的一样。前去的小将们议论纷纷：
“肯定有金条！”
“这老狗和境外大概还‘藕断丝连’着呢！”
“……”
他们七手八脚砸开箱子，可里面连块石头都没有，只有一条写着字的破破烂烂的裹尸布。
“我打上过南天门，去过缅甸。”老头说。他掀起眼皮看着王安之，我们中唯一的男孩。“嘿，小子，可你们从来不信。”
我竖起耳朵，但王安之呸道：“老家伙，别放屁了。”
老头很安静地闭嘴了，转迭儿他叹了口气，悲哀耸眉搭眼地停在他那张脸上，皱纹簇着眼皮，里面的眼球兀兀动颤。冷风吹得我脸上头发簌簌的痒，牛棚外满天星斗。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记得这些细节，王安之和徐梅的脸容在六十余年里早已模糊成一团，明明几天前才梦到过，醒来却只能面目全非的颠倒着回想。
王安之的妹妹跳了密云水库，那是69年的事。她比我小三岁，小时候我俩一起玩过。我有个绝活，捏的泥球都非常之圆，比小卖铺两分钱一把玻璃弹珠还要圆。她特别喜欢捏小狗，他们家的老黄狗一生小狗，就被她爹提着摔死在河滩上，我只记得这些。老了以后偶尔梦见故人，大家都还是小姑娘，却老有股子血腥味。
我是偷偷跑出来的。娘从来不让我和王安之他们一起，说会死人。我的母亲是个很理性的人，四十几岁时我才想到这个，理性，这个词是怎么样出现在一个全然没有接受过教育的普通农村妇女身上。宣传里说亩产十万斤的时候她正在补鞋底，我兴冲冲地问她：“娘，以后能吃白面馒头和羊肉吗？能吃鸡蛋吗？”娘看我一眼，手上活计不停。她说，这些事，人说了不算，田说了算。
我下了田，田里确乎都是收割好的麦子，堆起来金灿灿煞是好看。但那些麦子还没有成熟呢，底下也都是垫的草垛。我长久地蹲在那里思考，不明白为什么。在田垄上我看到不一样的鞋印——皮鞋印，只有领导来时才有这样的印子。我痴痴地趴在田埂上，一只小甲壳虫从草根那爬出来，我用指甲挖了个小洞埋它。它又爬出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一定要把它放在坑里，我再抠出一个坑，它颠着两只触须爬开。甲壳虫不是人，不知道听话。我哭了，眼泪滴在泥土上砸出小坑。地里是金灿灿的，可我饿着肚子。
我是和爹娘吵了架才跑出来，起因是我说陈慧选上共青团员是检举了她出身旧地主的爹，不知怎么我爹就生气了，骂我们没了良心。我不服气地顶嘴，说他们思想陈旧，没有斗争观念，娘一指门外场院：
“去，去把你娘老子都举报了吧。”
我气得抹眼泪飞奔了出去。
我其实很想听听“老狗”的故事，但王安之不让。“反动派”被捆着，竹壳子拧的麻绳能捆结实一头牛，扣着他的脖子教他透不过气。他们奚落了他一阵，说着明天开大会的事。徐梅劝着我走了，我走出去，夜风凛然地吹在我身上。
“还是要留下一个人。徐梅，刘兰，你们俩自愿留一个吧！没事的，不要怕，我们天亮就过来。”
徐梅咬着嘴唇，踟蹰不决地望望我，望望脚尖。我站直身子说：“我留下。”
好吧，其实我小时候是一个很容易流眼泪的人。我老感到委屈，因为我确实受到很多委屈，却因为知识的匮乏而不能把它们详尽地想个囫囵，说个明白。我那时候最想的是戴上红袖章，压着那些“黑五类”游街，在队伍前高喊口号，而不是只做做糊高帽子，贴贴大字报的工作。
我羡慕我那些光荣的同伴，一股酸楚涌上心头，它像一把刀子似的刺进我的胸口里。滚热的眼泪从指缝里流了下来，我赶忙拔步跑出牛棚外，对着满天星斗狠狠揩着眼睛，把袖子上擦的干一块湿一块。
回到牛棚我才看到“反动派”正盯着我。“去洗把脸吧。”他叹口气，显出显而易见的落寞。也许因为我是个丫头片子，看上去什么都不懂。
“我想听您讲打仗的事。”我迟疑着靠近他。如果他还不愿意说，我甚至会给他松绑。在众人聚集的地方我默不作声。但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我想做什么，想说什么都行。
老头把那双黑黑的眼望着我，他的眼仁黑极了，好像要把眼白都吞没。在眼皮和眼珠交界的地方横生着老年人才有的阴翳。
“你多大了？十二岁？十四岁？”
“十六了。”我有点儿不情愿地说。当时我长得又黑又小，头发枯黄。
“十六了。”他若有所思地看着我还蒙在脸上的手，我的手很不好看，瘦嶙峋黑鸡爪似的，我把手团成拳头不给他看。“反动派”于是笑了一下。
“好吧……你想听就听吧。……我当兵的时候十九岁，我们第一次拿枪是在南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