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25年前（二）
我第一次去看押一个“反d派老狗”，那年我十五岁，过了年十六。因为停课闹gm，我们从三月份就不上学了，但大家还都待在学校里。有人打老师，用镶着铜星的皮带，有人专程为揭发自己的父母。我则像个幽灵游荡在学校和乡村的田野，我无所事事。赤贫能带给我一些东西，那时候我们把它叫做出身。
“刘兰，刘兰，当心脚下。”
徐梅喊我。
我俩手牵手过一条小桥，那桥其实就是一块板，架在水沟上，黑漆瞎火的，沟里只听得蛙在叫。这样的暗沟在乡下随处可见，深浅不一，有的只半个脚掌深，有些则足以把一头小牛没顶。谁也不会去想跌下去是什么样，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学习大无畏精神而鲜少畏葸。脚板在打颤，我们在谈笑，仅此而已。
呱——呱。我心里又忐忑又是兴奋，好奇。反/动派长什么样？《北国江南》里的坏人就一副恶相，我就把一切要打倒的人都往那想。后来见到了很多温文尔雅的，怯弱甚至是可怜的面目和眼睛，我才能完全地把恶与那些血迹斑斑的头颅联系起来。但最后我们又发现那不是恶，定义者与被定义者完成了身份的互换，冤屈被平反，污水被擦干。于是我对恶人的定义永远模糊，这也许是来源于少年时的认知。
问徐梅，她撇了撇垂在眼睛上的刘海儿，竖起手指跟我比划。
“是个彻彻底底的gmd老贼，听说以前上过战场，……我们要抄他的家，他不让，就这么拦着，谁都进不去……还是村委会的人到了，才把他扭送到牛棚里。那家伙，骨头硬着呢。”
我们去河里掏泥鳅，指甲壳里嵌满了河泥。我们在河边的石头上点火烤泥鳅吃，把干泥搓下来。六十年代是个极度匮乏的年代，我们没有糖，猪油，粮食，但有着鲜红漆白的大字标语和雪片样的宣传报。我们用报纸替代一切东西：糊窗纸，补桌缝，有时候甚至会拿来放在嘴里嚼——让牙齿运动，唾液分泌，好让它们不至于在长期的停滞中退化。报纸上倘若没有伟大人物的肖像，我们就用它解手，因此挑到田里的粪桶表面常常浮着星点白的碎粉末。一开始是在广大农村蔓延开来的饥饿，后来城里也没有吃的了。那年我十二岁，眼皮耷拉，头发枯黄，走路总是歪倒——但我活下来。我用牙齿滤米汤里的米粒，喂给我弟，那时候五六岁的小孩儿都有个大肚子，里面盛着黄黄绿绿透明的不知什么玩意，这是营养不良导致的浮肿。
我们刚从一场浩劫里活下去，就一头扎进另一场空前盛况的运动里，按理来说我们应该没这么多精力放在自己肚皮以外的地方，后来我想明白了，一群吃得饱却想吃更多的人，蓄意要鼓动一大群没吃饱的人来分蛋糕。他们画了漂亮的大饼，踩着在血泊里的脊骨呼喊口号。各怀私心的氓虫高高举起斧头，砍飞些红的血和白的脑浆——他们得到过利益，吮吸过无辜人的血，利益使人忘记了内在的道德，所以他们永远不承认自己错了，也永不会这么觉得。这样的状况只需要一些心怀叵测且善于造势的人就能挑起，不论在什么时期，不论蛋糕有多大。更何况我们那时候并没有蛋糕。
这时节蚊子已经不似夏天猖獗，但挨着臭气烘烘的茅房，草垛里都是苍蝇大的蚊子，有些是牛虻，钉在胳膊上不是痒的，而是火辣辣的疼。王安之守了小半夜就直打呵欠，把头发抓的和鸡窝一样，他去了趟河边小解，回来叉着手冲我们说：
“走吧，让这老家伙自个呆着，等明天小队长来了叫他好看。”
王安之是我们班唯一别上红袖章，束上大皮带的人，我们都听他的。他在学校门口站岗，盘问每一个想要进去的人。听到“黑五类”一类的回答，就从牙缝里迸出恶狠狠的字眼：“狗崽种。”被骂的人苍白的慢吞吞地往前滑，好像一条洒了生石灰的泥鳅，怕被人一脚跺烂。教室里早用桌子和椅子架起了一面高高的“墙”，左边坐着黑五类子女，右边是光荣的红五类。至于那些不黑又不红的人，他们埋头坐在中间，好像被人遗忘的灰色河流。每一间教室都有这样绿色的墙，也都有着这样灰色的河。我们就坐在这样的地方上课，常有一种奇妙的感受，仿佛身处另一个纪元，另一个时空。